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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响中国】中华文明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2024-11-09 上午 9:09:32      来源:成都新闻网     编辑:温孺

王员   丁婧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中华文明,……

王员   丁婧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赓续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使中国式现代化迥异于西方式及其他形式的现代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理论资源和深层次的精神动力,中华文明继往开来、革故鼎新、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以和为贵的优秀品质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提供历史确证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独树一帜的突出特性。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不中断。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有着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经艰辛却始终能够在变局中开创新局的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前景提供了历史确证。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蕴含着生生不息的历史延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传承有序、浩荡向前,历经风雨绵延不绝,饱经沧桑历久弥新的必然结果。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与当代实践,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沃土、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浸润着中华文明丰厚的文化滋养,坚持走自己独特发展道路的历史结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更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心中,展现出旺盛生命力、巨大影响力和广阔发展前景,是赓续中华文明的时代表现。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更承载了人类文明希望。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贯通历史现实未来,让中国人民因悠久深厚的中华文明而对发展前景更加自信,对自己的道路更加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得到充分的历史确证。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创造提供内生动力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锐意进取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始终以创新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文明,在面对困境时敢于摒弃惯性思维、寻找新的出路,在回应时代要求时勇于破除陈旧观念、实现自我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进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的思想理念,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演绎了一场宏大的文明创新实践。

中华文明蕴含的创新精神激发了中华民族创造现代文明的活力,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实践。中华文明创新性源自于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具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显著特点。中华文明赋予中国人民主动求变的创新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推动人民群众不断进行现代化创新实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时俱进,立足实际,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体系,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样态面貌、根本遵循、坚持原则以及推进部署等重大问题。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内源性强劲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建设输入源源不断的养分,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发展,坚决摒弃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推进和拓展。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保障提供价值共识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向内凝聚”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既体现在文化结构上的完整性,也体现在精神内核上所具有的同一性。在统一的国家政权下,中华各民族在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了趋向一致的社会心理。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政治保障。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是中国式现代化前景光明、繁荣兴盛的根本保证。全体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了思想上的共识和行动上的一致,切实做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保障提供了价值共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蕴含着核心意识,提升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全面领导的认识与认同,形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心骨,党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过程中,引导社会形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的强大政治合力,有效应对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考验,强有力地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深化了人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认识。中华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增进了文化认同、体会了手足同心,形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同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聚起强大力量。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中国精神,把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互鉴提供博大胸怀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在对待外来文明上,中华文明保持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极大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赋予了中华文明蓬勃的生命力,使其在世界交流互鉴中得到丰富和延续。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交流、吸收与借鉴。现代化并不存在唯一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交流互鉴的必然结果。同时,现代化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既有世界共性又有基于国情的个性。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过程中必然与世界先进文化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为中国式现代化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民族世界交往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强调和而不同,是中国式现代化求同存异的价值遵循。中国式现代化在经历艰辛探索、“开眼看世界”后,更加深切感悟到绝不能盲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扎根中华文化的沃土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充满了文明的自信,是中国式现代化立场坚定的文化心理,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底气。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推崇择善而从,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待世界文明的辩证方法,使我们在复杂多元多变局势时不迷失现代化发展方向,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现代化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在经历困难与挫折时不失去信心,毫不动摇地向既定目标前进。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提供基本理念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突出特性。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体现了中国人希望天下太平的朴素愿望和推崇大同社会的共享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人类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中心,奉行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对话是开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前提。一个和平、安全、稳定的世界是我国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的外部条件。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同时也给其他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全新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为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基本理念。基于中华文明倡导的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与世界共享自身发展经验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促进了全球经济文化的持久繁荣。基于中华文明倡导的共生共进、反对强人从己,中国式现代化积极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给出了中国答案,拓展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空间。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我们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积极倡导并奉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王员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丁婧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3BKS03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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